语言与艺术联合研究基地揭牌暨
学术名家系列讲座成功举办
2023年5月29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beat365官方网站合作成立的北京大学与云南大学“语言与艺术联合研究基地”在我院揭牌。为庆祝基地成立，学院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保亚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音乐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何晓兵教授，在英华园博学楼报告厅为我院师生分别作了题为《从悟性思维到审美意境——基于汉语结构的分析》和《大河流域与中国民歌》的学术讲座，全院师生近300人参加了讲座。
张星院长与陈保亚教授共同为基地揭牌
5月29日14:30，陈保亚教授的学术讲座《从悟性思维到审美意境——基于汉语结构的分析》在英华园博学楼报告厅开讲。本场讲座由视传系邱健博士主持。
陈保亚教授
讲座伊始，陈保亚教授简要地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印欧语言表达语义的形式手段比较多，印欧语人更多通过内部形式规则来理解语义。和印欧语言不同，汉语是一种宽式语形，汉语人更多地通过上下文理解语义，体现出一种基于整体取向的悟性思维。悟性思维在文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体现，最高旨趣就是追求意境。要认识汉语人的意境审美，汉语结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入口。接下来，陈教授从缘起（上世纪的语言转向、语言相对论、《语言文化论》）、语言和思维模式的相互影响、诗歌意境三个方面论述了汉语结构分析下悟性思维与诗歌意境的关系。
缘起
陈教授认为，首先，在生物层面上，人类的认识活动会受到生物结构的影响，因而认知具有普遍性和相对性。以平行线错觉、棋盘阴影错觉与颜色判断为例，可以发现全人类在某些方面有共同的认知，这就是认知的普遍性。随后又以颜色差异与生物差异、数字差异与视力差异为例，发现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不同的感知，指出这就是认知的相对性。
从认知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出发，进入了语言层面的普遍性与相对性。语言系统有绝对性一面，也有相对性一面。语言系统由单位和规则组成，这是绝对性的体现。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单位和规则，这是相对性的体现。而在认知相对性的语言层面，陈教授指出，语音是一个连续统，离散的音是无限的，但能指是有限的，因此语音必须范畴化形 成音位或音节位。范畴化以后，会影响语音的感知。接着，陈教授以傣语ho35和xo35的测试可以证明能指的范畴化已经深刻的影响了我们听辨语音的能力。从认知相对性的语法层面，语法有普遍性的一面——比如述宾结构和偏正结构的区分，语法有相对性的一面——表现为语言系统的差异。以英语虚拟语态为例，发现英语虚拟条件与真实条件翻译为汉语后不做区分。陈保亚教授随后指出，英汉虚拟语态差异的本质是严式和宽式的区别。英语中有严格形式区分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即使有上下文提供真实条件和虚拟条件的信息，这种严格的形式标记也不能省略。语言形式存在严式和宽式的区别，严式是不能省略的形式，宽式是可以省略的形式。
陈教授随后为大家讲述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与语言相对论。他首先讲到W.洪堡特的语言相对论与F.博爱士的文化相对论，然后提到萨丕尔的观点与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最后他指出，沃尔夫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著名的假说：(1)所有高层次的思维都依赖语言；(2)习以为常的语言结构影响着我们理解环境的方式，讲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世界图式。接着陈教授提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和两个关键人物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
在缘起部分的最后，陈教授指出西方思维与东方思维的两个重要区别即智性思维与悟性思维的区别。中西方文化精神存在智性和悟性的差异，前者重视逻辑分析，后者重视领悟。随后从，医学思维、视觉艺术、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比较说明了两种思维的差异。
语言和思维模式的互相影响
在此部分开始，陈教授提出了严式语言与宽式语言的两条过程：严式语言←→严式思维模式←→智性精神←→结构分析←→逻辑演绎、归纳；宽式语言←→宽式思维模式←→悟性精神←→整体把握←→直觉类比、模糊体验。上述过程反向也是成立的，这就形成了互构的过程。
接着，陈教授探讨了思维的不同层面及其与语言的关系，并将思维活动分为了四个不同层面：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思维方法。随后指出在语言中与思维活动对应的三个方面：语言能力（共相论）、语言系统（自相论或相对论）、语言运用。思维能力是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先天能力，各民族都相同。思维能力包括类比（比较两个事实或事件的共性与差异）、语言能力（符号化活动）、归纳和演绎（反思或元分析能力可以看成是归纳和符号化的结果）。从儿童智力发展观察，思维能力先于语言，而且可以独立于语言。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模式是人们运思时形成的一种范式。人们常常按照特定的方式去思维，因而形成了前后统一的模式，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范式类型。思维方法是在思维能力、思维轨迹、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或技巧。思维方法既和思维能力、思维模式、思维轨迹有关，也和后天习得的知识结构有关。
紧接着，陈教授探讨了语言与个体思维发展的阶段，提出前语言思维、语言思维和超语言思维的概念。
随后，陈教授阐述了语言与思维的互动。语言要反映经验，经验的自然分类会体现在语言中。马和羊在自然语言中一般不会分成一个类。有些生活在水边的民族有很多“洗”的词，并以德宏傣语为例进行说明。语言有自组织性，其分类方式不完全和自然一致，尤其在是自然分类不存在的地方。语言分类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活动，音位系统最有代表性。
在该部分最后，陈教授提到了语言解释论。他指出，语言是观察认知的重要窗口。无论我们采取哪种观点来认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由于思维活动的隐蔽性，语言是观察思维活动的最重要的窗口。
诗歌意境
陈保亚教授首先提到王昌龄首次提出“意境”一词，并对意境做出解释：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拮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接着提出意境的领悟：境中有意，意中有境。以及意境领悟的不同境界：淡远、空灵、深远……并以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与柳宗元《江雪》为例，继续讲述意境。进而提到从悟性思维到审美意境。各种语言的诗歌都不同程度的写意和境，和汉语相比，英语严式结构不利于悟性思维，也不利于意境的建构。意境的实现需要悟性。并以庞德为例，西方意象派(Imagists)代表诗人庞德(Pound)从唐诗中发现了他认为类似意象派的意象(没有发现意境)，但他最负盛名的意象派代表作《在地铁车站》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由于英语的限制，也都不得不启用一些介词来表现语义角色。
陈教授随后提到了意象与意境的问题。陈教授所理解的意象是语符组合形成的意(情)与象(形)的交融，意境是意象通过声律组合成完整文本后形成的一种对道（本真）的诗意领悟境界，具有认识或审美意义。意和象相互交融的意象是意境的必要条件，但这种交融未必能进入意境。意境有程度，所以王国维常把意境和境界互用。意象和意境的差异最能体现在张打油雪景诗和柳宗元《江雪》的差异中，这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两个极端。和“孤舟蓑笠翁”的意象相比，张打油的“井上黑窟窿”不能说没有一点意象，但一定没有意境。不是所有的诗歌都有意象，也不是所有的意象都能上升到意境，只有在声律中领悟到本真的一组意象会出现意境。随后陈教授提到意境的形成问题。印欧语可以形成意象，为什么没有形成意境？很可能因为悟性思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汉语结构为汉语诗歌进一步为汉语诗歌意 境的形成提供了直接条件。
在该部分的最后，陈保亚教授回到了严式与宽式的问题上，指出宽式语言为领悟和韵律和谐提供了条件。正是汉语的宽式语形，使汉诗有更多机会移动字词，充分满足平仄交替、对仗和押韵。并以杜甫《小寒食舟中作》的两句“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为例，可以发现律诗要求对仗句子的二、四、六字的平仄要对立，形成起伏，按照正常顺序（“春水坐船如天上, 老年看花似雾中”），对仗句子的第四个字都是平，没有形成起伏的效果。当然这里涉及如何认识 平仄。诗人对语音高低的微妙把握，是意境得以实现的条件。由于汉语的宽式结构，使组合的排列可以多样化，理解通过上下文得以实现，韵律效果也得易实现。
最后，陈保亚教授认为，作为宽式的汉语与印欧语系严式不同，导致了汉语世界悟性思维的发展，正是由于汉语结构的独特性，使得悟性思维与诗歌意境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与文学的重要基石，形成了绚烂而独特的汉语诗歌文化。
讲座主持：邱健博士
5月31日10:00，何晓兵教授的学术讲座《大河流域与中国民歌》在英华园博学楼报告厅开讲。本场讲座由音乐系主任李浩教授主持，音乐系陈春轩副教授与谈。
何晓兵教授
讲座伊始，何晓兵教授简要地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他提出，地理规范着历史，人类文明皆发源于水，因地理、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孕育出不同地域性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而民歌同样沿水系分布。水，促进了人们的交流，相反，山脉则阻碍了人们交流，人口迁移带来了各地文化互融，也因此造成民歌类型风格多样，何晓兵教授以民歌《茉莉花》（又称“鲜花调”）在吴方言区、冀鲁官话区、北方官话区三个不同方言分区的曲调风格为例，解释了这一观点。接下来，何晓兵教授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闽江流域三条水系向师生讲述了中国各地民歌的特点。
黄河流域
黄河作为我国第二长河，不仅孕育了被称作“华夏正宗”的炎黄文明，同时也是出自古氐羌族系的吐蕃等族群的文化与文明和种族来源复杂的“西戎”文明、部分“东夷”文明以及北方草原文明的共同摇篮。同时，黄河流域也曾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与中亚、西亚和东北亚文化交流融汇的中心地区，这些历史因素赋予了黄河流域文化以浓厚的多元混血色彩。何教授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分别选取代表性风格民歌进行了讲解。
黄河上游地区的民歌，除了多民族共同创造、拥有的“花儿”以及藏族在“对歌求偶”活动中所唱的“拉伊”之外，还有各民族应用于生产劳动的“号子”、“擀毡歌”和“奶幼畜歌”（劝奶歌）等劳动歌曲；回族、土族、撒拉族、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在节日、婚礼等喜庆宴会场合所唱的“宴席曲”或“酒曲”；汉族社火秧歌中的各种小调；藏族等民族应用于祭祀仪式或传统乐舞中的歌曲；藏族、裕固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的“史诗”或叙事歌曲等。
黄河中游民歌的风格，可以内蒙西部的蒙古族“长调”和“呼麦”、河套地区蒙汉民歌风格杂融的“漫瀚调”、陕北汉族民歌中的“信天游”和小调，以及晋北的“山曲”及“开花调”等为代表。
而黄河下游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条件适于农耕且交通便利，是中国重要的粮棉油等农作物的生产基地，因此也成为整个黄河流域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使这里的民间游艺活动频繁，民间艺术品种丰富，在赶庙会时表演的“担经”乐舞即为其中的一种。
长江流域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其干流流经11个省区（直辖市），自西向东横贯中国，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全长6397公里，以长度和流量而论是世界第三大河，亚洲第一长河。长江流域是民族构成数量最多的地区。除汉族之外，这里还世代居住着藏、彝、苗、羌、白、傈僳、纳西、土家、蒙古、撒拉等41个少数民族，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73％。中国古代的华夏文化、氐羌文化、北狄文化、百越文化、三苗文化，以及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基因，在长江流域都有鲜明和清晰的显现。长江上游流域涉及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甘肃、陕西和贵州共九省（区、市）348个县，总面积达105.4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总流域面积的58.9%，民族众多，在此长居的民族多达数十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构成极为复杂且保存相对完整。在此，何晓兵教授以金沙江流域的藏族弦子《阿扣向巴》、丽江纳西族谷凄《哦蒙达》、四川汉族《拜新年》为例，展示了这一地域各民族丰富的民歌风格。
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基地，伴随农田栽秧、薅草、挖地、车水等劳动而歌唱的“田歌”，便成为本地区分布最普遍、体裁最丰富、曲目数量最多的一个民歌种类。本节以湖北江陵民歌《今年丰收有指望》为例。
长江下游是中国自古以来综合经济水平最发达地区，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后世以“吴歌”著称的江南民歌，就滋生于这一地区。清代以来流行于苏州地区的山歌调《月亮弯弯照九州》，即为近代以来变体众多、影响甚大、流传极广的一首吴歌。清末以来流传甚广的民歌小调《梳妆台》、《哭七七》、《唱春调》（其代表性曲目为《孟姜女》）等，皆是由《月亮弯弯照九州》这首山歌调演变而来。浙江慈溪市的“对口山歌”《什么花儿短，什么花儿长》（有改编因素）的曲调来源，可能与迄今在整个杭嘉湖平原流行甚广的古“吴歌”曲调“滴落生”（尤其是其变体之一“平调”）有源流关系，且与江南小调《孟姜女调》应属于同一个民歌家族。
珠江、闽江流域
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是我国长江流域以南的两个最大和最重要的大河流域。这两个流域东西相邻，具有地理上和文化上的紧密相关性，因此何教授将它们予以合并讨论。
珠江和闽江流域的民族构成同样很复杂，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壮、侗、仫佬、布依、毛南、水、黎、彝、白、纳西、苗、瑶、畲、京、高山等民族，这样的地理和文化背景，导致了珠、闽江流域的传统民歌风格极其丰富，种类极其多样，民歌曲目数量更是如恒河沙数。在珠江流域，何教授选取了壮族、侗族、汉族三个民族民歌进行了讲解。位于西江上游的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的一首壮族山歌《花街恋歌》，是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广南壮乡举办的传统“花街节”时所唱歌曲，“花街节”也是壮族男女青年通过“对歌”寻觅配偶的场所和时机，而这首“花街恋歌”就属于花街节上用于求偶的民间情歌。珠江流域民歌在音乐形态风格方面，最能体现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音乐特点的民歌，还应数流行于壮、侗、毛难、仫佬和台湾南岛语系民族中的多声部民歌。多声部民歌产生和生存的最重要社会条件，是集体生活与劳动中，群体共同参与的歌唱行为。侗族大歌中的一首“儿童大歌”——《蝉之声》便是其代表。居住于珠江流域的汉族，大多系秦汉以来从北方迁入。由于该地区山地连绵交通不便造成的文化隔离，使这里的汉族民歌的种类和风格也很多样，其中以“咸水歌”、风俗歌、“调声”（海南儋县）最富地域文化特色。闽江流域是一个封闭型的多山地区，汉文化、闽越文化和苗瑶文化，在这里长期持续地交融互渗，造就了闽江流域人文环境的复杂性特征。何教授选取了汉族民歌南音《直入花园》及卑南族丰年祭乐《杵歌》进行了讲解。
人类沿水而居，人类文明也因水诞生，正是在我们跨越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不同自然和文化环境作用下，才形成了水系流域间各民族极为绚烂而独特的民歌文化。最后，何晓兵教授以极具西域民族风格的新疆乐舞十二木卡姆《朱拉木卡姆》结束本场讲座。
讲座主持：李浩教授
陈春轩副教授与谈
科研项目